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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中成长

离休干部 贾学谦

  我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充满战火的岁月里度过的,是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先是抗日战争,后是解放战争。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南犯,很快占领了冀南的广大地区和我家乡的县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中央军节节败退,国民党地方政府也慌忙弃城南逃,一时间我们县陷于无政府状态。日伪横行,土匪猖獗,许多杂牌武装出现,“司令称号”多如牛毛,会通门也趁乱而起。各种传言不计其数,“逃跑论”、“投降论”、“亡国论”甚器尘上,像茫茫黑云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人民感到极度的恐慌与茫然。

  正当人民处于危难之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被当时人们称为“猛虎下山”、“天兵天将”的军队,走下太行山,进军冀南,英勇抗日,收复失地,解放人民,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极大地鼓舞和教育着人民,增强了人民的希望和信心。1940年5月,我们元城县(现属大名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好像在黑暗中点燃了明亮的火炬,照亮了奋斗的方向。随后又建立了元城县抗日救国联合会,包括工会、农会、青会、妇会、文教会、武委会,简称“抗联”。1940年10月,我投奔了革命,参加县抗联,这是我家继我父亲和两个哥之后,第四个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占我家八口人的一半,家中只留下我年迈的祖父母和我母亲、幼小的妹妹。我的家是一个受共产党的影响、接受党的教育较早的家庭。我父亲和我一个远门的叔叔都曾是本村的小学教员,抗日战争前都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也较早,他们经常在我家议论革命道理和国家大事,我们晚辈耳闻目睹,也受到不少影响,使我们也逐步认识到: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兴旺,投奔共产党是必由之路。所以,我家一半人口投奔,一半人口积极支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1年至1943年,我县抗日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战争的环境更加残酷,成为我县抗战时期极端困难的时期。抗日根据地已经缩小,县政府和县抗联机关活动的地域,南北不超过十八里。在只有200个村庄的县城,日本法西斯却建立了几十个大小军事据点,对我县推行蚕食、囚笼政策,妄图把我抗日的党政军民扼杀在被他们分割成的小块囚笼之内。面对这种情况,县级机关采用化整为零的分散活动,敌来我走,敌退我进。那时,斗争只有前线,没有后方。为了防备夜间敌人突袭和汉奸的出卖,我们也时常在深夜悄悄出村,夜宿在田野、坟地和树林。除了敌人据点经常侵袭其周围村庄,进行烧杀抢夺外,日本法西斯还经常集中大量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实施其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这种灭绝人性的罪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这期间,元城县还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灾荒。旱、风、虫、病灾害接连不断,蝗虫如云遮日,霍乱病流行,病死、饿死者很多,群众逃荒、卖儿卖女的不计其数,出现了无人村。至今我还记得民间广为流传的一首逃荒民谣:“月亮地儿明晃晃,推着小车去逃荒,前边跑着小花狗,后边跟着小妮娘,妮娘妮娘你别笑,前面有座小庙屋,点着火烤烤脚,暖和暖和再赶路”。人民承受着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极大痛苦。当时,我们县抗联的工作人员,在物质方面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困难,连吃饭、穿衣都成了很难解决的问题,冬天过夜不得不问老乡借用棉被。按规定工作人员每月只发一元五角冀南票的津贴也发不出了。我们和群众同甘共苦,经常忍饥挨饿,有时用榨完油的豆饼、花生饼和树叶充饥。有的同志拉不出大便,有的得浮肿、夜盲症等病。

  在最艰苦的年代,我和抗联的战友们一起,按照统一部署,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斗志昂扬的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组织儿童团、青救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站岗放哨,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组织自卫队、民兵破坏日伪公路,割断日伪电线,侦察敌情,动员群众支援八路军,筹集粮草、做军鞋等;领导群众改造地形、空舍清野、除奸打狗也是当时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县地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全是平原,村庄的街道都比较直,道路也比较平坦,每次敌人扫荡时,人民的牺牲较大。为了减少牺牲,就组织群众,把平台的道路挖成沟,把村里较直的街道左右交叉修一些土墙,使村民跑敌情时减少了许多牺牲。搞好空舍清野,日本鬼子来了抢不到东西。汉奸密探是日本据点的情报员,夜间狗叫也是秘密活动不安全的信号,所以除奸打狗也是当时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面对着自然灾害,还积极开展了赈灾和生产自救工作,并通过合理征粮、减租减息,来减轻广大贫苦农民的负担,改善他们的生活。在征粮时,实行以户为单位,将土地折成标准亩,不够一亩标准的免征,两亩以上的按亩计征,人均三亩地户,累进计征。对佃农交纳的租额,按照站前的交租数量减少25%,称为“二•五”减租。这些做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也调动了他们抗日的积极性。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条件下,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写出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光辉的著作,强调干部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分析、处理革命的实际问题,要边干边学,使干部不仅经受斗争实践的锻炼考验,同时也通过学习,提高干部对革命实践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从而增强其革命的自觉性。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多年对敌斗争和各项工作的实践及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使我提高了觉悟,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和跟党走革命道路的决心,所以,我正式 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党组织和同志们认为我对敌斗争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奋斗的理想目标明确,能吃苦耐劳,能为实现党的纲领表现出献身精神。1944年6月我被正式接纳为共产党员,时年不足16岁。三个月后,被转为正式党员。这是继我12岁参加革命后的第二个重大转折。

  当时,党组织和党员都处在秘密状态,我们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在我们居住的甘乐村一个无人居住的农家小屋里,点燃了若明若暗的油灯,面对着党旗和毛主席像,举行了气氛隆重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距今虽然已有65年之久,当时的情景和激动的心情,都深沉的记忆在脑海里。向党宣誓后,激动的我几乎彻夜未眠,我刚从少年步入青年就能成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目标的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感到非常光荣而自豪,能使目前为之而奋斗的一切,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心境感到无限宽广而远大,使我情不自禁的涌现出一种幸福感。瞬间我仿佛长大了好多岁,增强了某种特殊的责任感。从入党宣誓至今,我已是八十老翁,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对我的选择,还从未 动摇过。因为它正确。

  我入党后被调至元南工作队,即元城县南部工作队,简称元南工作队。1944年,我先的斗争形势有很大的变化,日本一些军事据点、炮楼被我抗日军民拔掉,有些日伪据点也被迫撤退,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经济形势也有所好转。为加强新解放区的工作,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共冀南一地委的领导下,选拔了100多人,组成了元城县南部工作队。我被工作队分配到元城县东南端,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集市贸易中心——束馆镇工作。

  束馆镇曾是日本的一个较大据点,驻扎着日军的一个中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和汉奸也较多。我们进驻后,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奸除霸、减租减息和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还发动群众开展赎地运动,把地主、富农在百年罕见的灾荒中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的农民的土地,让农民按原价赎回。这些政策措施,虽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消除封建剥削制度,但却使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赢得了农民的欢迎,对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发展革命力量都具有重大意义。

  革命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并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我们将其中有些人发展为中共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有些人成为基层政权的领导骨干。这些,对巩固抗日根据地,支援抗日前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在元南工作队期间,也是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最后阶段,我最后一次冲上前线参加支前工作,是攻打龙王庙战役。1945年3月,八路军第十支队攻打日伪盘踞在元城县的最后一个较大的据点——龙王庙战役。上级指示我们工作组所管范围派出20副担架,领导决定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带队上前线。我当时16岁多,是新入党的党员。担架队员挑选的都是政治觉悟高、纪律性强的贫苦青年农民。为保守军事行动的秘密,我们晚上从束馆向龙王庙方向进发。在月光下只看到一队黑影在寂静的旷野中行进,听到唯一的声音,就是急促前进的脚步声。当穿过村庄时,站在街道两旁的村民,以严肃惊讶的神态,目送着这支没有穿军服而又充满了战斗激情的农民战士匆匆而过。这支新组织起来的战斗队伍,都知道是在奔向激战前线,他们不仅没有恐惧,相反,我作为领队,都深深感受到,他们个个都怀着一种光荣、自豪感,团结紧张、斗志昂扬的精神和充满必胜的欢快心情。

  当黎明的曙色已开始普照大地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距龙王庙不足两里路的三角店村,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们接到指令,立即分两组跑步直奔前线,开始抬送、抢救伤员工作,直到龙王庙战役结束。随后,元城县全部解放。五个月之后,日本天皇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了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我们元南工作队的同志同当地群众一起,欢天喜地的庆贺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曾被日本法西斯践踏过的凄凉的华夏大地,也仿佛展现出欢快的笑容,曾被战火硝烟弥漫的天空,也露出了明亮、碧蓝的喜悦面孔,动情地和华夏儿女一起同庆。

  抗日战争,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记忆。这是一段震撼中华儿女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也是中国人民发对法西斯,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不朽篇章。战争结束了,人们都在感受着和平的曙光带来的幸福与安宁。同时,人们把目光和思考转向未来,关注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人们在观察和思考。

  1945年底,元南工作队完成了其使命。我回到了抗高所在地张铁集西大寺。有一天晚饭后,县督学郭养之同志,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约我谈话。我们漫步在学校大坑沿岸,夕阳已渐渐落尽地平线,微风吹起坑水的一道道波纹,周围村庄已冒出了缕缕炊烟,我们感受着农村宁静的景色。只有国民党的飞机时而由南向北飞行着,发出轰隆的声音。郭养之同志以不安的神态说,看来内战很快就会打起来,这些飞机都是国民党向华北、东北运动军队的。他接着说,两个月前,10月4日,邯郸已经解放,俘获大批日伪军。10月24日,国民党军向邯郸发动进攻,我八路军在邯郸一男,歼敌近四万人。高树勋率部起义,上级要求我们派一些优秀青年党员到高树勋部队里工作。另外,邯郸解放后,新建的邯郸党市委和市政府,要创办邯郸中学培养干部,要求解放区选派一些优秀青年报考邯郸中学。郭养之说:“想推荐你去,征求你的意见”。我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几天后得知,学校选了六名党员,组成党小组,由我担任组长,其成员有郭蕴珊(曾任北京市机关一处长)、霍耀臣(四川地委的副局长)、黄超选(海关总署一司长)、孟秀岭(邯郸市委秘书长)、岳歧峰(河北、辽宁、黑龙江省长、省委书记)和我,共同奔赴邯郸。从此,我从农村工作转向了城市。

  贾学谦,男,河北大名县人,汉族,生于1929年11月。1940年10月参加革命,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争时期,曾在大名县抗日救国会、减租减息工作队工作,曾任中共邯郸中学党支部书记、地青委委员、总支副书记、毛泽东青年团主席、教导员等职。

    建国后,历任中南大区直属机关总团副书记,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理事会副主席。1990年3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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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娜(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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