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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 英雄再忆峥嵘

  70多年前,有一群可亲可敬的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怀着满腔的报国热忱,毅然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投身祖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今,他们虽已暮年,退出了工作岗位,但始终保持着坚定理想和信念,始终心系党和人民,心系教育发展。他们是教育部机关仍健在的29位抗战老同志。

  近日,中国教育报记者走近其中的6位代表,围坐在他们跟前,听他们讲述曾经战火纷飞而又激情燃烧的抗战岁月。——编者

  杨蕴玉:我在左权县的七年抗战史

  ■杨蕴玉 口述

  1937年4月,我18岁,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终于找到了光明之路,找到了心中向往的归宿。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被分配到太原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先后在太原市牺盟第四区分会、第一区分会和榆次县牺盟会工作。我被派到晋华纱厂,组织了晋华纱厂工人反对资方关厂的斗争,斗争胜利后,又组织了榆次晋华纱厂工人抗日武装自卫队。娘子关失守后,我和工人自卫队一起转入山区打游击,投入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抗击日寇侵略的八年抗战。

  我们的队伍进入太行山后,就集体参加了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我被安排去做地方工作。1938年1月,我被调往山西省晋东南牺盟会当锄奸部长;5月,我被调任为中共太行区和顺县委任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9月,又调到中共昔阳中心县委任书记。从1939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我一直在中共太行区左权县(原辽县)担任副书记、书记。

  左权县是太行山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是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又是中共太行区党委确定的实验县。我主持左权县委工作期间,开展了艰难困苦的抗战度荒斗争和各项繁重的建设工作。

  在支援抗日战争中,我们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成千上万的当地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左权民兵在多次反扫荡中屡创模范战例,受到晋冀鲁豫边区武委会通令表扬。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改善群众生活的基础上,我们发动了1943年大生产运动,空前规模的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县展开。同时,在“人定胜天”“生产自救”的号召下,我们又组织群众采取各种措施度过了连年灾荒。

  1945年春天,日本鬼子败局已定,驻守左权县城及据点的敌人非常恐慌。4月中旬出现房屋停建、菜园停种、廉价拍卖物品的现象,敌人汽车往来频繁,运走粮食弹药。我地下工作人员及时送出了敌人可能逃跑的情报。

  左权县委在接到情报后,马上开会研究对策。大家认为,左权独立营和边缘地区的区干队全部投入战斗,力量还显薄弱,应就近向驻在麻田的八路军总部报告敌情并请求帮助。我当即给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同志打了电话,他决定派朱德警卫团的两个营投入战斗,由欧治富团长亲自指挥。

  左权县委积极配合部队解放县城的战斗,县长黄明、县武委会主任李贵成和我于4月23日离开西黄漳到马家拐,组织各村民兵协助部队侦察情报,运送粮食、弹药,准备担架等,全力投入解放县城的斗争。

  4月25日上午,我吃完早饭不久,忽然听到一声枪响,马上跑出院外打听消息。民兵报告说,鬼子出城了,占了马家拐村前面的山头。我军已抢占了制高点,双方各守阵地,没有交火,在相持中。夜幕降临,好几个山头上同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4月26日晚,日本鬼子弃城逃跑,城里的伪军全部反正。左权独立营打头阵,搜索前进,入城后与守尾之敌遭遇,激烈交火,把他们赶出了城。黄明、李贵成和我跟随欧治富团长一起进了城。从此,被日军占领了6年之久的县城,永远回到了左权人民手中。(本报见习记者 李萍 整理)

  国振刚:历时两个月找到党组织

  ■国振刚 口述

  我是河北省南宫县国旺村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我读五年级。1938年春天,八路军一二九师陈再道等带领部队来到南宫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后以南宫为中心在河北省南部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在群众高涨的抗日情绪中,我很快融入抗日洪流中。

  那年我只有12岁,参加村子里的抗日儿童团活动,并受命担任团长。儿童团肩负着振奋民心、鼓动气氛的任务,我们组织抗日演讲,演唱抗日歌曲,帮助乡亲克服悲观消沉的情绪,活跃抗日气氛。我们还配上红缨枪,站在村子的重要关隘“查岗放哨”,检查过往人员的通行证,排查汉奸。

  儿童团还负有一个重要任务,往返于村子间的交通沟间,送信传书,通报敌情。因为我腿快,重要的“鸡毛信”都由我负责运送,我经常要跑上十多里地,通知邻近村子敌军即将来袭。

  1940年7月,我考入滏东中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校的党组织是秘密的,只能进行党小组活动。当时我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做好学生会工作也是党组织的活动之一。我负责墙报工作,撰写抗敌内容文章,用别针别在一块大布上,学校转移时把布叠起来就走。1942年冀南抗日根据地遭遇日伪军“四二九”大扫荡,学校停办,我也结束了初中生活,被迫回到家中。

  我村是敌占区,抗日形势恶劣,日伪军不时前来清查抗日力量。我在家一天也不想待下去,想早日找到我所属的党组织。我在叔父(共产党员,曾任地下抗日村长)的带领下夜行穿过封锁线,又往东走了40多里地,找到冀南抗日青年救国会。但他们无法解决我的抗日工作问题,我又决定南下去找冀南四地委。从当地到冀南四地委所在的曲周县要途经4个县,通过两道日伪封锁线。我跋涉了150多里地,终于在一个黎明到达以曲周、馆陶为中心的抗日组织。经过两个来月星夜颠簸,我总算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家”,成为有党组织管理的人。

  1942年8月,我转到冀南陆军中学学习。到校时,我公开了共产党身份,并换上军装,配上枪支。在这里,我每天都要站两个小时岗,隔几天还要进行黎明前村外搜索,以防学校遭遇敌情。烽火中的学校颠沛流离,到次年三四月间,即奉命转移至太行山根据地。

  到太行山有400多里地,我们要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和近百里敌占区。我们分成3个梯队,利用敌占区和伪军中地下工作者的关系,在敌伪据点之间穿行。连日涉险,我们终于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大家都非常高兴。上太行不容易,每走一步,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援。

  之后,一些陆军中学学员被分配到地方工作,我被分到太行五分区林北县一区工作。

  在以后两年的反扫荡中,我经常与民兵一起,对敌进行麻雀战、地雷战。1945年春天,随着抗日形势好转,林北县武委会组织各区民兵到安阳一带敌占区活动。我曾带着任村区民兵连到观台镇周围活动,主要是配合八路军主力封锁敌人,向群众宣传抗日形势,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抓捕汉奸,震慑敌人,直到八路军主力攻克观台镇,历时一个多月。(本报见习记者 陈少远 整理)

  黄天祥:大青山的峥嵘岁月

  ■黄天祥 口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那时我刚刚初中毕业,尽管还是个孩子,但我也清楚这是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打,则国家犹有一线生机;不打,必然国破家亡。

  我出身于重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除了我早早参加革命之外,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后来都入读了当时的中央大学。我在1936年读初中时就加入了党在重庆的外围组织——群众救国会。当时延安正大量吸收国统区青年前往,听到党的召唤,我怀着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的满腔热情,对家里提出要去延安抗日报国。

  对于我的选择起初家里是反对的,但开明的父亲最后还是尊重了我的决定,临行前还资助我100大洋作为路费。

  1938年1月,在群众救国会的组织下,我们一行100多人开始向延安步行进发,3月底抵达延安,我在那里先是入读了陕北公学,并在4月入了党。而后,我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一个100多人的新党员训练班,同年8月被派往当时的绥远省伊克昭盟。

  彼时的伊盟大体上位于今天的鄂尔多斯市一带。1938年当时的伊盟工委组织部长李衡来延安要干部,我们7人便被派往那里参与开辟敌后战场工作。当时的伊盟环境极其艰苦,我们跟随先期已经在此开展工作的八路军骑兵团一起,白天工作,晚上睡在一座被当地牧民遗弃的废旧庙里。

  1941年春天,我又被派往黄河以北的大青山工作。大青山是阴山主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的“阴山”便是这里。1938年春天,八路军一二零师抽调人手组建大青山支队,遵照延安指示建立抗日根据地。

  大青山地区山高路险、人烟稀少,在日军残酷扫荡下我军的兵源和粮食都成问题,工作开展得极其艰难。1942年到1943年间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一段日子,敌军调集两万多人开展扫荡。我们在山里打游击经常缺盐、缺粮食,居无定所,睡觉时常只能用一件狗皮大衣盖在身上,没有鞋子穿就把藤条捆在脚上。

  初到大青山时,我担任盟委组织部长。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加强党的政治影响,广泛团结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力量共同抗日,即便对于依附于日本人的伪军和各路土匪也要尽量争取其保守中立。

  在大青山根据地最艰苦的日子里,战斗在这里的4000多名我军指战员和政工干部中,光姓名可考的牺牲者就有1000多人。支队政治部主任先后牺牲了两位,地委书记、地区专员、县委书记、县长都有很多牺牲了,连、排一级的基层指战员牺牲更是不计其数。一直到1944年,法西斯在全世界范围内溃败,抗日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大青山的形势才趋于好转。

  在国难当头之际,能够参与到这场保家卫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回忆。曾经在70岁生日的家宴上,儿孙们问我“您这一生哪一段过得最有价值”,我回答说“抗日战争”。

  今年是日本投降70周年,我写下一首诗以寄托对过往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许:回首光复解国难,旭日重耀长白山。孤儿弱女收涕泪,皤发爷娘展笑颜。七十过往多少事,再塑文明拒野蛮。南路北带赋新意,东土西洋共云天。(本报见习记者 李澈 整理)

  贾学谦:组织群众巧妙对付日军扫荡

  ■贾学谦 口述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元城县,不是很大,但日军的据点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地方政府也弃城南逃,整个县处于无政府状态。日军极端残酷,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百姓人心惶惶。

  老百姓天天盼着刘邓大军,后来八路军一二九师走下太行,就像天兵天将一样,进军冀南,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好多据点。1940年5月,我们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10月成立抗日联合会,团结一切工农兵商、男女老少抗日。

  1940年10月,12岁的我随父亲参加了抗联。加入抗联青救会后,我一边在儿童团中宣传党的政策、抗日救国的主张,一边组织儿童团拿着红缨枪在村口站岗放哨,一看汉奸来勘察地形,就及时汇报。当时我们承担的抗日任务是很重的,不仅要参军参战,还要动员群众参军,没有枪炮,就动员大家从汉奸、鬼子手中夺;对农民来说什么都可以用作武器,锄头、棍子、斧头、叉子等。

  除了武装动员群众,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动员老百姓改造村形、地形。我们县的地形主要是平原,日军扫荡时,老百姓伤亡惨重。

  为了减少生命伤亡,我们在村子外面挖了许多一人多深的沟,一方面阻挡日军的坦克、汽车,另一方面也方便八路军、民兵打游击;在村里的道路上建起很多土墙、砖墙,使日军汽车开不进村子,子弹射不穿墙头,大大减少了日军扫荡时老百姓的伤亡。

  日军经常性的扫荡,给根据地带来的损失很大,为了应对敌人扫荡,我们开展“空舍清野”行动,把所有对老百姓有用的,吃的、穿的、田野里长的都藏起来,防止被日军抢走。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而且要非常小心,细致。想把工作做好,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理解、支持,懂得这样做的意义。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很多老百姓家里都是有血债的,抗日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战争年代是没有前线和后方的,大扫荡把老百姓都放在了前线上。抗战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不要脱离群众,要紧密联系群众。

  1941年到1943年是最艰苦的3年,特别是1942年,县里遭遇百年罕见的大灾荒,旱、虫、病灾不断,人病死、饿死、逃走很多,出现了许多无人村。我们的生活也很艰难,吃的是豆饼、树叶,睡的是坟地、山沟,穿的衣服、盖的被子都是从老百姓家借的。吃、穿、睡靠的都是老百姓,这才是真正的鱼水之情。

  我16岁的时候,党组织考察我,认为我在3年最艰苦的时候,抗日态度坚决、吃苦耐劳、能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在县督学郭养之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还记得那是1944年6月14日的深夜,在一个农家小屋里偷偷地举行了入党仪式。

  我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战役是1945年初的龙王庙战役,那是我们县最后一个日军据点,敌人安排了一个中队把守,八路军要拔掉这个据点。我在原南工作队工作,我们队出了30副担架,一个担架4个人,由我带队,连夜行军,到达龙王庙东南角二里地的三角店村总指挥部。前面双方激战,我们负责运送伤员,枪林弹雨,但大家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伤员一下来,我们马上抬走,三角店村那边没有医疗条件,我们就把伤员往县里送,一直打了两天多,直到日军投降。

  抗战这段生活对我的教育和成长起了很大作用,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富民强国。(本报见习记者 董鲁皖龙 记者 余闯 整理)

  李春华:“战利品”自行车陪我43年

  ■李春华 口述

  我已经92岁了,如果有可能的话,今年秋天的时候,我还会去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一趟,看看我那辆自行车。

  记得那是1943年春夏之交,高粱还没有人高。当时已经是连指导员的我,带着3个侦查员执行完任务往回赶,走到一个村庄的时候,恰好遇到八九个日军在抢东西。

  我一眼就看到了日军放在一边的子弹袋,不禁觉得心里痒痒——当时我们有一些枪,可是子弹却很少,满满的子弹袋里只有一两排是真子弹,其余的都是装样子吓唬人的。于是我决定趁日军只顾着抢东西的时机,把他们的子弹袋抢过来。

  在开抢之前,我突然改变了主意,让他们几个抢子弹袋,我去抢日军的一辆自行车。

  正在抢东西的日军突然听到喊杀声,吓得四散逃跑。当我正要推自行车时,却发现一个日军朝我冲过来。情急之下,我拔出腰间的手枪,枪口对准了那个日军。日军见状,一溜烟钻到高粱地里去了。

  满载归来,连长认为这太危险了,大发脾气,并报告了上级。我态度诚恳地承认错误,并辩解说:“我们没跟日军交火,只有我打了一枪,这叫智取。”

  这件事报告上级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团参谋长说,既然车子是她搞来的,就归她了。就这样,车子归了我,并一直跟了我43年。

  这辆车子还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不少便利。比如说,我要进城去找那里的几个日本女人刺探情报,就带一包煮好的毛豆骑车过去,由于骑车速度快,到了之后毛豆还是热的。日本女人以为我就是附近的居民,放松了警惕,我因此从她们那里得到了不少情报。

  战斗紧张的时候,我就不能再把车子带在身边了,得放在老百姓家里。但是有一次,车子在老百姓家里放了很久,按照规定超过3个月不取就要充公。多亏了那户人家把车藏在床下,自己躺在床上装病,装“打摆子”,才留下了我这辆车。

  好多人也都很喜欢这辆车子。下雨了,车子脏了,第二天战士们会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参谋长甚至表示要拿自己的战马来换,我才不换呢,马要叫唤,还得人喂。后来转战另一个地方,要把行李都寄过去,可是我拿不出寄车的钱来,就把车交公了。等到了目的地,却发现车子已经到了,原来是参谋长知道了这件事,发话把车寄给我了。

  后来稳定下来了,我每年都会去车行里,给车子做保养,要花几十块钱呢,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了,所以车子现在看着都很新。

  1986年,新四军纪念馆搜集文物的时候,第一批就找到了我。我当时还想骑两年呢,毕竟对车有着很深的感情,可是最终还是给他们了,车子放在纪念馆里,比我骑着更能体现它的价值。

  1988年的时候,一个日本人,佐田雅人,竟然在纪念馆里认出这就是他当年骑的那辆自行车,车上的号码完全一致。原来,他就是当年那个被吓得钻进高粱地里的日军。

  那身上刻有“满”字的自行车,见证了我的革命经历,也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它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那一段历史。(实习生 豆俊杰 马荣荣 整理)

  黄仕琦:抗战中加入中共地下党

  ■黄仕琦 口述

  从1943年5月我加入中共地下党,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这70多年里,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当时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的大姐黄文秀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引路人。她在青年时期就认识了不少在北师大读书的左翼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1935年末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大姐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只是个12岁孩子的我,也受到了很大触动。后来我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跟“一二•九”是有紧密联系的。

  而且,当时经常有新文字运动的左翼青年跑到家里来,找大姐谈论事情,我就在一旁听着。就这样,我接触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受他们影响很大。

  我参加革命的第二个引路人是李琦同志。1936年5月,在他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初一、初二年级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我所在的小组最多时9个人,活到现在的只有我和马列两个人了。

  1941年9月,我考入了燕京大学。然而,仅仅过了3个月,日军就占领了燕大。在日军的监视下,我和同学们离开了燕大校园,转入敌伪时期开办的北京大学工学院。1943年5月,在同班同学宋汝棼的介绍下,我加入了地下党。

  加入地下党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工学院、医学院以及理学院寻找一批靠得住的人,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发展他们入党。这些人,自抗战胜利到北平解放这一段时间里,大多成了学生运动骨干。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我发展的党员中,涌现出了不少栋梁之材,比如中国科学院的关肇直、城市规划专家郑祖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等。

  在1944年暑假期间,党组织安排我去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接受几个星期的培训。我从北平先到保定市内地下党交通站接上头,然后由保定平汉铁路两侧蛮子营的一位佩有武器的交通员护送我去阜平,沿途食宿均在不同村庄的农户家里解决,并用边区政府发放的凭证(粮票加补贴)支付费用。

  此行让我看到了晋察冀边区良好的治安,农民安居乐业,党政军干部不仅廉洁奉公,而且与群众的关系亲如鱼水。这些情景让我决定在返回北平的时候,不必再让人护送。而事实上,我确实很顺利地返回到北平家中。这一经历使我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的信心。

  总的来说,我只是革命队伍中平凡的一员,做着平凡的工作。但是,在平凡之中,我相信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一个与人相处厚道的人、一个做事不违背良心的人。在平凡之中,我通过日积月累、脚踏实地的工作,为党和国家做了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实习生 马荣荣 豆俊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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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娜(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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