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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蕴玉,一名保持了本色的共产党员

 ——《大杨》序言

杨徳堂 

  杨蕴玉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因为她是我家乡河南邓州早期参加革命的几个知名老前辈之一。过去也曾两次在北京会议上见过面,但都因人多没机会说上话。

  我真正与杨老接触是2012年。那年,我牵头编辑反映抗日英雄梁雷事迹的《民族魂》一书。因梁雷是杨老的老师和革命引路人,又是作家姚雪垠的好友,所以杨老和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就成了《民族魂》的主要推动者、资料提供者和撰稿人。从此,我和杨老开始了近距离交往,成了忘年交。近几年,除无数次通电话外,我每年都要去北京拜访杨老一次。随着交往的增多,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在我心中牢牢扎下了根,再也挥之不去。

  杨老1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创建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19岁就担起了县委书记的重担,把青春献给了太行山人民。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任北京市妇联副主任,34岁调全国妇联,任常驻国际民主妇联书记处书记、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成为建国初期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文革”后复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外事工作,为促进中国与世界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退出领导岗位后,她又担任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继续发挥着余热。

  她是一名旧制度的叛逆者。她于1919年出生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构林镇一个地主家庭,但她骨子里生就了向往人身自由,追求社会正义的性格。17岁就写出了《论女子无才便是德》和《论三从四德》的作文,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就在那一年,为了反抗包办婚姻,也为了继续深造,毅然离开舒适的家庭到开封求学,一年后再因家庭逼婚,只身奔赴太原,参加了“牺盟会”军政训练班,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她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谋解放、谋平等、谋权利、谋尊严,成为独立女性的代表人物。

  她是一名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她志存高远,自幼就立志报国。十二、三岁的小小年纪,当读《岳飞传》读到岳飞被害时,恨死了卖国贼,气得把书摔在地上,趴在桌子上痛哭。“9.18”事变后,随学生上街游行,因个子小,便站在凳子上,手持小红旗,哭诉日本暴行。17岁在开封女师读书时就参加了“民先”(即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被学校开除。18岁那年,终于找到了共产党。自此,跟着党奋斗了七十多年。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她对党的信仰从未动摇过,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曾从县委书记之职调到县妇女部长的岗位,她无怨无悔。曾以六个孩子的妈妈之身,两次出任驻国际民主妇联书记处书记长达四年之久,她义无反顾。就是在“文革” 中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她也当作为社会主义添砖增瓦的机会。直到晚年,她的信仰仍没有丝毫动摇:“夕阳迟早是要落山的,但它的颜色始终是红的。”她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她是一名拼命三郎式的实干家。她常说:“共产党人干事,就要雷厉风行。”她的一生,可谓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一生。 1938 年初,任晋东南牺盟会锄奸部长时,面对日军侵略、根据地初建、形势混乱的局面,快刀斩乱麻,果断处决了一批甘心事敌的汉奸,大长抗日志气,老百姓称赞她比男人还厉害。在左权县抗日战争的7年里,她冒着硝烟炮火,踏遍了左权县的山山水水,历经了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与左权人民生死与共。1940年百团大战刚结束,接着是敌人疯狂的报复性秋季大“扫荡”。形势非常严峻,而当时的左权县委只有任副书记的她一人在岗,而且刚生了孩子七天。她咬着牙拖着虚弱的身体,翻山越岭安排反“扫荡”后的善后工作, 群众无不为之动容。新中国成立之初,30岁的她担任北京市封闭妓院的副总指挥,女扮男装,进入妓院掌握第一手材料,并参与组织指挥,一夜之间封闭北京224家妓院。后来又主持北京妇女教养院,硬是把一千多名妓女由鬼变成人,使她们从黑暗走向了光明。1963年在莫斯科世界妇女大会上,挺身而出,与国际民主妇联少数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和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赞扬。

  她是一名优良作风的践行者。她常说“自己是甘心情愿为党和人民做了一辈子杂工”。她一生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践行自己的诺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落实到底”。自己能办的事绝不让人代劳,今天能办的事绝不推到明天。不但年轻时是这样,而且进入老年后仍然持之以恒。记得2013年,我把《民族魂》一书清样送她审阅,没想到94岁高龄的她,竟然逐段逐句地细读,还回了一封信,反馈她的修改意见。其中,连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应怎么改都列了出来。她提供的每一张照片,是什么时间拍的,照片上的人都是谁,什么职务,照片背后还有什么故事,都做了详尽的说明。

  她是一名保持本色的共产党员。她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在革命和家庭关系处理上,始终是舍小家顾大家。她常说:“人家的孩子是养大的,我家的孩子是扔大的”。为了革命,孩子们一生下来就托人奶养,太行山至今还流传着杨蕴玉“三个孩子和五个奶娘的故事”。几十年中,一家人散多聚少。她风趣地说:“我年轻时是孩子找不到妈妈,现在老了是妈妈找不到孩子”。她对孩子们的要求到了几近严苛的程度,无论男女,从小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以至于儿子泽涛高中毕业当工人发了新服装,也要缝上两块补丁,说这样穿着结实。她教育孩子们要自食其力,别想沾父母一点光。她的六个孩子都是靠自己努力就的业,至今仍有三个孩子没有回到母亲的身边。

  她,就是杨蕴玉,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她一生行事低调,从不让人称呼她的职务,在太行山,人们亲切地称她“大杨”, 而且从青年叫到老年,从农村叫到城市,从太行山叫到北京,从全国妇联叫到教育部。老百姓叫她“大杨”,战友叫她“大杨”,周恩来总理也叫她“大杨”。“大杨”这个名字,已不单单是因为她姓杨个子大,而是对她平凡而伟大的风风火火的人格魅力的高度概括。

  她是邓州骄子,她是太行风骨,她是全国人民的“大杨”。

  杨老是我尊敬的长辈,我本没有资格写序,可是编辑部的同志们一定要我代表大家借《大杨》一书出版之际向读者们说几句心里话,权为序言吧。

  2015年8月

  (作者杨德堂,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邓州习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政协邓州市委员会八届九届主席、邓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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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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